推动新型电力系统关键技术 科研成果在北京电网率先落地

同样的，要求其他人为湖北人牺牲，同样可能做不到。

针对中国当时的现状，梁启超痛心疾首地指出，如果做不到这一点，我们将会一直陷入无民之国，何以能国的窘迫处境。未有四肢已断、五脏已瘵、筋脉已伤、血轮已涸而身犹能存者，则未有其民愚陋怯弱、涣散混浊而国犹能立者。

主体意义的权利指向主体维护自己人格尊严的那种情感或意识，客观意义的权利指向以实定法的形式确立下来的法权。譬诸家有十子，或披剃出家，或博弈饮酒，虽一则求道，一则无赖，其善恶之性质迥殊，要之不顾父母之养，为名教罪人则一也。34 在《论私德》一节，私德主要被关联于道德自由，这再次显示梁启超对私德与公德的划分主要基于对私还是对公，这与他的公德概念来自孟德斯鸠对政治性美德与私人性美德，特别是宗教性美德的区分有关。在第九节《论自由》中，梁启超特别着意于莹莹一点存于灵台者的道德自由，而与此相对应的即是除心中之奴隶： 人之奴隶我不足畏也，而莫痛于自奴隶于人。关于国民团结与法权承认之间的距离，梁启超在《新民说》中并未着意展开论述，但隐约可见于他对国家有机体说的认同以及他基于民族主义理解国家这些要点上。

有能贵我者，吾愿为之叩头。因此，我们看到，他在赞扬盎格鲁-萨克逊民族的优点时极力表彰其独立风气与权利意识：其独立自助之风最盛，自其幼年在家庭、在学校，父母师长，皆不以附庸待之，使其练习世务，稍长而可以自立，不依赖他人，其守纪律、循秩序之念最厚，其常识（common sense）最富，常不肯为无谋之躁妄举动，其权利之思想最强，视权利之思想为第二生命，丝毫不肯放过。李善注释《文选》经多次易稿方才完成，故勉十舍之劳，寄三余之暇，弋钓书部，愿言注辑，合成六十卷（李善《进〈文选〉表》）。

《军争篇》中的用兵八法等等。再如攻则不足，守则有余，也见于《孙子·形篇》，《汉书·赵充国传》引用此语作兵法：攻不足者守有余。所以在征引过程中，李善便迳自注明其最原始的出典，以求恢复事物的本相。马来西亚的郑良树教授之《孙子军事思想的继承和创新》、波兰的高利科夫斯基教授之《孙武的思想和中国的军事传统》诸文（载笔者主编的《孙子探胜》，军事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均就孙子思想的来源问题进行了追溯，指出，《孙子兵法》虽然是孙武一时一地之作，然而，本书的思想、战略及战术却绝非一时一地所能完成的，而是前有所继承，是孙武总结过去的战争经验，包括军人及军事家的思想、军事规律、指导原则及作战技巧，也包括直接来自战场上的胜败教训，等等（郑良树语）。

第二，它在时间上远远早于《孙子兵法》，是孙子构筑其军事理论体系时可以借鉴和汲取的重要思想来源。这在《孙子兵法》中，遂被概括提炼为围师必阙四字。

李善注释《文选》既然淹贯该洽，以原用事所出为宗旨，那么在征引史料时，自然要采用最原始的依据，以力求避免出现弃最原始材料于不顾，而引用较晚材料的现象。如一人学战，教成十人。当然，由于资料的缺乏，这种论述还不能算作是实证性的，而仅仅属于合理的忖度而已。独李善淹贯该洽，号为精详（尤袤：《文选注·序》）。

周之兴也，吕牙在殷云云，也与全书舍事而言理的基本风格相悖。由此可见，《孙子兵法》在成书过程中，曾大量引用了古代王者司马兵法的内容，这种引用，大致可以划分为四大类，一是明注出处，如《军争篇》所云：《军政》曰：‘言不相闻，故为金鼓。众所周知，任何成熟的思想之形成，除了社会背景、个人因素等一般条件外，一定包含了对前代思想文化资源的继承和容纳，一定会打上前代思想家思维模式、语言文字、行为方式的深深烙印，这便是所谓的文化传统，而传统则是有巨大的惯性力量的，势必在新的思想形态中得到顽强的反映。孙武‘诡道的12条原则中至少有3条实际上是从他之前的书中引录的（高利科夫斯基语）。

应该说，知道《孙子兵法》的诸多内容来自古代王者司马兵法这一情况，在隋唐时期并不属于什么秘密，李善固然对此洞若观火，其他学者在这一点上同样也了若指掌。四是大意概括式的征引，如《军争篇》曹操注引《司马法》：围其三面，阙其一面，所以示生路也。

后人对它评价很高，是一部和《文选》本书不可分割的集大成的学术著作（《文选·出版说明》，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长期以来，人们总是从时代氛围、社会背景、地域因素、孙子本人的主客观条件等角度泛泛地解释这一问题，试图以不尽充分的实证材料，来诠释《孙子兵法》突兀成书这个复杂的文化现象。

值得庆幸的是，近年来，已有一些学者注意去着力联缀这个缺环。然而，我们更应该看到，这样做毕竟有简单化的倾向，学者在研究《孙子兵法》成书渊源问题时，理应将视野放得更开阔一些，将问题考虑得更复杂一些，以尽可能全面地接近这一问题的本相。（《四库提要辨证》卷十一，中华书局1980年版）我们认为，这些看法是能够成立的。所以我们只好进一步寻找旁证来支持我们的观点。三是不注明出处的原文照录，如《文选注》中征引文字所涉及的兵者诡道，能而示之不能等等。明确地把兵法坐实为《军志》(即古司马兵法大系中的一部典籍)。

第四则见于《孙子·九地篇》。其他像刑上究，赏下流、夫勤劳之师，将必先己。

而《用间篇》最后一段言昔殷之兴也，伊挚在夏。可是他征引上述四则今本《孙子兵法》的文字，又为何不注明系出自《孙子兵法》，而偏偏要别出心裁，说成是引自《司马法》呢？这真是一个令人费解之谜。

作为在同样文化氛围中诞生的《孙子兵法》，其袭用、抄录古代王者司马兵法的相关内容，实属正常。须知道，《司马法》在班固的《汉书·艺文志》中著录于《六艺略·礼部》，数量多达一百五十五篇，远远超过今本《司马法》五篇之数，我们今天在今本《司马法》中未能看到火攻有五等文字，并不等于隋唐时人也不能见到它们。

第三则见于《孙子·火攻篇》。进入 黄朴民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孙子兵法 李善 文选注 。《孙子兵法》中所谓用兵之法、法曰等内容，实际上就是已佚上古兵法著作的基本条文，既述且作乃是孙子思想体系的重要特色之一。第二则见于《孙子·形篇》。

正因为古代王者司马兵法具备着这样的文化特征，所以后人在注疏古书时，经常穷本溯源，引用它的文字以揭橥有关典故、制度的真实含义。《孙子兵法》无疑是中国古代兵学的最杰出代表，而关于其成书的契机和思想来源，则历来是孙子学研究中的重要课题之一。

十人学战，教成百人云云，既见于《吴子·治兵》，亦见于《六韬·教战》。这些记载很清楚地透露了这么一个信息，从西周时期起，已经出现了供武官学习的或武官必须遵循的军礼、兵法一类著作，统称为司马法或司马兵法。

然而李筌在《阃外春秋》卷四中，则迳自将它记录为军志曰：攻不足而守有余。如清人张澍《养素堂文集》卷三《司马法序》有云：按《孙子注》云《司马法》者，周大司马法也。

在操作过程中，李善旁征博引，最大限度地搜集材料，征引古书达数百种，其中有的今已失传。《左传》、《孙子兵法》等书中所提到或引用的《军志》、《军政》、《令典》诸文献，均属于古司马兵法范围内的典籍。笔者在过去也运用了这一思维方式和论证手段（参见拙著《孙子评传》，广西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如穷寇勿追，归众勿迫，是《孙子·军争篇》所提到的用兵八法中的内容，然而注《后汉书》的李贤，就没有把它归入孙子的名下，而是在《皇甫嵩传》中直接注明它们系出自《司马法》，从而明晰了这两句话的真正著作权所有者。

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等文字材料，虽然见于《孙子兵法》的记载，可是它们并不属于孙子的发明，而是直接抄自于古代王者司马兵法，后者才是这些材料真正原始的出处。从零星的记录中，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孙武著作中的各种思想早在他之前就已形成了。

李善作为第一流的学者，读到《孙子兵法》传本当是常理之中，事实也表明李善是谙熟《孙子兵法》一书的，在注释《文选》时他曾多次征引《孙子兵法》的诸多文字即为证据。罗根泽先生在其《诸子考索》一书中，从战国著录书无战国前私家著作、汉志所载战国前私家著作皆属伪托、左国公谷及他战国初年书不引战国前私家著作、春秋时所用以教学者无私家著作等四个方面，考证认定战国前无私家著作。

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李善的注释不仅有助于理解词义典故，而且是文字训诂和校勘辑佚的重要参考资料。